光学玻璃用的无尘纸有哪些要求

内容摘要：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误入了歧途。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误入了歧途。

此外，各类形式的决定、决议对于没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28] 黄金荣：《规范性文件的法律界定及其效力》，《法学》2014年第7期。

若是制定者系同一主体，则按照特定的、更为严格的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效力相对较高。如此一来，以形式为主的标准或许可以有效区分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与法律的差别。例如《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2014年）便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并对其管辖范围、人员任免等事项作出了规定。例如，全国人大以《宪法》第62条第15项为依据，先后决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建立海南省经济特区等事项，所运用的方式便是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但这或许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内部惯例，而非确定性的规则。

在实践中，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听取审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回良玉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的报告》之后，便作出了《关于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2008年）。此类决定的内容往往较为具体，且大多具有行为模式—法律效果的规范形态，因而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关系甚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开展反腐败斗争。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行政法学者思想上不能停留在旧的行政法学框架中，而要把研究重心转移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上来。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是我们在继承这些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时，应赋予它们一定的新内涵。但在当今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大量运用于政府治理。

当前一些地方出现野蛮执法、暴力执法和执法不作为等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行政执法程序规则来引导和制约公职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行政法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正在并将不断适应行政法治模式转型，跟随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步伐进行调整。

我国也将成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国家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当前，鉴于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复杂形势和反腐败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将廉政和反腐败作为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另外，坚持中国行政法学的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国外行政法学的一切理念、知识，而是摒弃国外行政法学中与我国法治建设不相适应的原理、原则，比如三权分立、过分放松规制等。体系内容逐步转型 传统行政法学的体系和内容主要是基于旧的行政管理模式构建起来的，其特点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既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行政决策失误可能导致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生态环境法治是行政法学与环境法学共同的研究领域。（作者为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 人民日报 》（ 2018年01月22日 16 版） 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 行政法学 。

党内法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规范依据，我们党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确立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重要内容，把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把依规治党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廉政和反腐败机制研究。

在这一进程中，行政法学研究者勇于担当、积极探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作出了重要思想贡献。中国行政法学应与时俱进，直面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创新对行政法治理论的需求，认真展开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让行政法学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和旺盛生命力。

例如，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反映的是行政法治的为民、便民理念和宗旨，而不只是管理技术和行政效率问题。因此，总结我国国家治理的经验特别是政府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是今天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提出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今天的行政法学，虽然与传统行政法学在体系和内容上有重大区别，但仍继承了传统行政法学的许多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如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等。行政法学主要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主体、权限、责任、手段，以及行政主体行使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权力、职责的程序规定。

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能够形成行政法学新的研究成果。行政管理的目的、功能由管制为主转向公共服务为主。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法治模式转化也让行政法学的体系和内容发生了变化。

党内法规与行政法治关系研究。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的新问题和新经验是大量的、多方面的。

政府信息由以保密为常态、以公开为例外转向以公开为常态、以保密为例外。行政执法程序是保证严格、公正、规范、文明执法的关键。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关系的主要方式不是协商、参与、互动，而是赋予行政主体执法权力，行政相对人更多的是服从。在行政法制监督领域，行政法学总结公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等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经验，研究健全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研究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等以强化内部流程控制，完善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等纠错问责机制，提出行政权运行监督制约理论。

在行政争议解决领域，行政法学总结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救济救助机制等依法解决纠纷制度的经验，研究推进增强行政复议专业性、透明度和公信力的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经验，研究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和实行诉访分离、网上信访，提出构建公正、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国家监察委员会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它可以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有效解决行政监察范围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等问题，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许多方面的治理创新是通过电子信息技术实现的。行政管理的方式由单方命令为主转向参与协商。

行政执法与广大公民、法人和各种社会组织的权益实现息息相关，广大人民群众与政府打交道的途径通常就是行政执法行为。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不是规劝、说服、指导，而是命令、强制、制裁，强制重于指导。

适应治理创新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行政法学主动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不断创新学术理论和知识体系，又以理论创新来推动治理实践创新。传统行政法学很少研究行政管理的技术手段。政府不主动公开行政信息，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无以保障。基础理论不断发展 行政法学是聚焦政府治理法治化研究的学科。

所以，对国家监察机关及我国整个反腐败体制机制的研究必然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

但基于严格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之改革意旨，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期限不宜太长。（二）检察院的补充侦查 试点探索并未提及自行补充侦查。

[1] 林彦：《从一府两院制的四元结构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路径》，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基于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改革目标，二者仍需有效衔接协调。